《第一财经日报》:按照你的计算,你认为现在汇率改革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升值的话一次性升值幅度在多少才是最稳妥的? 张曙光:如果升值,方案和时机很重要。根据我的上述研究,升值幅度以5%~10%为宜,而且近几年内,只能升一次,不能升两次或者多次。因为,升值5%以下,幅度太小,不仅不能缓解升值压力,反而会增加升值压力,不得不再次升值,这是最不利的选择。升值10%以上,损失太大,整个经济可能承受不了。比如,升值15%,根据我的估算,直接投资减少90.9亿美元,出口减少712亿美元,GDP减少1034.9亿元人民币,就业减少159.4万~571.7万人。这样巨大的影响和损失,谁也承担不起风险和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前面已经讲过,汇率问题有二: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汇率调整也包括这两个方面,目前的问题出在汇率平价上,根子却在汇率体制上,主要是三位一体的汇率体制,即对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对商业银行的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因此,调整的方案应当是体制和平价一起动,就像1994年并轨并同时贬值一样。要改革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要加快外汇市场特别是远期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再问你两个关于汇率体制改革时机选择的问题,你怎么看待汇率体制改革与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系?
张曙光:汇率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二者既有联系,又不能混同。金融体制健全,无论是汇率体制还是汇率水平,其调整都有较好的条件,银行体系不健全,调整的风险自然要大一些,中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正是大家担心的地方。其实,金融体系主要决定汇率体制,不决定汇率水平,金融体系不健全,不能实行浮动汇率,但现行汇率体制更需要调整,这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体系不健全,汇率水平也不能长期高估或者低估,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此,汇率调整只能在银行改革之后的说法不大确切。在目前的金融体系条件下,中国只能实行固定汇率体制或者比较严格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不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体制,但汇率体制的调整和汇率平价的调整都应当而且可以进行,如适当改变目前“三位一体”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特别是建立远期外汇市场,也可以适当调整汇率水平和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第一财经日报》:对“投机性质的热钱”问题怎么看,这已经成为汇率改革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月初在亚行年会上也表示,市场投机的效果将适得其反,在过度投机的干扰下,中国政府目前的汇率改革速度和难度反而将增大。
张曙光: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亚行的讲话是有道理的,的确,可怕的不是升值,而是升值预期。因为有升值预期,热钱就会流入套汇套利,这必然增大汇率调整的风险和难度。我在研究中也计算了热钱流入带给汇率调整的额外损失。2003年热钱流入大致是600亿美元左右(1168+450-458.7-527.7),2004年流入1000亿美元左右,共计约1600亿美元。如果汇率升值10%,假定有一半流出,升值的成本(净损失)就是80亿美元,升值后流出880亿美元。正因为热钱流入(升值后)再流出,一方面造成净损失,另一方面减少了外汇储备,因而对整个经济运行形成冲击,因此,在汇率升值压力大、热钱流入多的时候进行操作,是很不利的。除了坚守不住、被动冲垮以外,主动操作不能选择这样的时机。在目前的情况下,所有的改革方案只能减小而不能避免热钱流入带来的影响。比如,在决定升值的时候,对外汇汇出在数量和时间上加以限制,还可以对外汇汇出征税,以减少损失。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汇率调整的配套政策措施?
张曙光:汇率调整的确需要有关政策配合,这样可以减少调整的风险和损失。比如,目前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比较好,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因此,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资本流入和流出不对等(即鼓励流入和限制流出)的现状,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再如,对加工贸易的税收及其监管问题也需要研究调整。至于利率问题,不能与汇率一起调整,只能调整一个,否则震动和影响太大,而且无法观测和分析政策调整的效应和影响。增加国内需求是一个根本办法,关键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这需要进行一系列体制上的改革和政策上的调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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