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加薪潮“逼宫”玩具企业转型从7月1日开始，北京、河南、陕西等十个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从今年算起，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各方聚焦“涨薪潮”似乎是从5月份开始的。今年5月底，在员工坠楼事件阴影的重压下，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起，基层作业员的底薪从950元上升至1200元。这一举措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在中国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要求涨薪的呼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有关涨薪潮将导致至少三成企业搬迁海外等等各种声音也在迅速蔓延。
那么，涨薪潮究竟会不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危机？涨薪潮难道真的意味着中国制造依靠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工资上浮已成定局：人力成本优势越来越弱
笔者近日来到位于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的真明丽集团，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台资灯饰生产企业，目前有员工8500多人，从5月1日开始，这家公司已经大幅上调一线普工的基本工资。
“江门这三类地区从670元调到了810元，上浮了大概20%。”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田丹告诉笔者，这次调薪是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指导标准来调整的，而实际上，对于一些技术型的工种，调整幅度可能会更大。该公司一线工人占到了80%以上，基本工资上调20%，这对一个近万人的企业来说，压力不小，“每个人一百块，一万个人每个月就是一百万元的支出。”
与薪酬经理田丹的忧心相比，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面对加薪压力似乎显得很坦然。
“经济在增长，社会在变化，工人的一些要求会随之逐步增加。”樊邦弘告诉笔者，他们公司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控股公司，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相对于那些纯代工企业，抗压能力要强得多。“大部分同类企业都是只做装配，没有自己的设计。”所以这些同行都面临着普遍的加薪困局，那就是利润减少甚至亏损。
哈一代玩具有限公司是东莞寮步镇的一家普通民营玩具制造企业，现有约500名工人，从5月1日开始，这里的工人基本工资也有了大幅调整。该公司董事长肖森林说，其实在调薪之前，制造业的其他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相比起来，涨工资只不过是成本增高的因素之一。
东莞厚街镇一家港资皮具企业最近也涨薪了。企业负责人刘道松告诉笔者，9年前他们将工厂从法国搬到了东莞，正是看中这里的人力成本优势，最近几年企业一直面临着涨薪压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压力还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薪酬竞争仍在加剧：抬高产品价格不可避免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涨薪几乎对所有企业都会产生成本上的压力，只不过不同的企业承受的压力程度各有不同。有的企业感觉明显，有的企业认为影响并不大。为什么企业压力感受各不相同，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薪酬经理田丹告诉笔者，目前真明丽公司工人的薪酬约占销售总额的15%，在涨薪压力之下，公司主要通过调整工时等办法来对冲人力成本的上升压力。“比方说我们会把上班时间缩短，相当于让加班工资这一块有一点下浮。”
另外，田丹所在企业一直在提升自动化程度，尽量减少用工量。他们的工人总数从最高峰时的15000人降到了现在的1万人左右，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大大下降。不过，田丹判断，涨薪压力在未来两三年时间里依然会存在，企业之间的薪酬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东莞哈一代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向笔者透露，他的工厂人力成本大概占到了总成本的25%，在同类企业里，并不算太高。“很多OEM企业(代工企业)只是做一些来料加工，其人力成本可能会占到产品成本的60%，工资上调对其成本影响就比较明显。”不过，涨工资客观上确实增加了生产成本，他的应对办法就是提高产品出厂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