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人民币是否升值、如何升值以及升值多少的争论很多。比如，有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但应与美元以外的货币挂钩；还有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应采取浮动制，汇率是多少由市场来定。这一争论上升到国际舞台，既有美国财政部官员直接建议中国将人民币升值10%以缓解美国国会可能推出更加不利于中国的法案，也有来自美国的学者赞扬中国的做法，例如蒙代尔教授的“人民币升值10大危害”论。

　　尽管噪音纷杂，美国的经济事实上仍然相当强劲，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也并非非改不可。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GDP增长仍在年率3.1%的水平上，虽然不能与近5年中最高峰时期的6%乣7%比较，但仍属于平均增长水平，完全谈不上面临经济衰退。就业反而略有上升，使失业率保持在5.2%的水平上。美联储甚至进一步调高隔夜拆息利率，表示对经济前景的看好。唯一令美国政府担心的是贸易赤字，已经上升到历史的新高610亿美元。这是当前针对中国的汇率改革压力的重要来源。不过尽管此数字看起来惊人，但也不过相当于美国GDP的6.3%。从本质上看，美国经济仍然以庞大的本国经济为主导。中国出口美国货物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单位价值低廉，大量的价值创造仍然在美国本土。如果说，美国的贸易赤字确然有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的话，那也更应归结于全球油价的异乎寻常地上涨，而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耗油国家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大规模出现贸易顺差必然引起主要世界经济力量的关注与担心。19世纪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同样遇到中国大规模贸易顺差的挑战，为平衡白银的流动，英国推动鸦片在大陆的销售。当中国开始进行禁烟运动时，英国借口中国对国际贸易的阻碍和规则的破坏，不惜发动鸦片战争。以今天的世界文明水平和国际贸易框架的完善，赤字国当然无法如此穷凶极恶。但恢复平衡的迫切和心理压力，仍足以促使美国政客们做出超出逻辑的指控和行动。否则他们必须记得，美国与西欧等发达市场国家的贸易盈亏受汇率的影响很大，因为各国的产品结构相似，但是美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亏则更多来自产品结构的差异，汇率的敏感度不大。换句话说，德国马克的汇率过高，美国人可以不买德国大众汽车而转向美国通用汽车的产品。但是美国必须从中国进口玩具、成衣和电视机，即使人民币汇率提升10%，也难以想象美国人会自己生产这些产品。

　　必须澄清的是，在汇率问题上，汇率制度和货币的币值是两个相连但不能混淆的问题。美国官员们指控中国的汇率低估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而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使他们对此不能有所作为。换句话说，如果人民币是自由浮动的，他们可以动用政府资源——财政方面的平准基金和联邦储备系统的美元货币政策来对汇价的走势发生影响。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说得清人民币的汇价应该是多少——否则就不叫“市场决定”了，但美国官员们更恼火的是现有的汇率安排使他们无法进行“行动”，也就无法对国内不满的利益集团交待。

　　从中国方面来看，说人民币的汇价是中国“内政”，不允许他国干涉，也是不全面的。一个外汇的报价机制可以看作是本币的外币价格也可以看作是外币的本币价格，所以汇价天然就是“国际问题”。因此，尽管中国官员对美国官员的指手画脚表示了恰如其分的反感，但他们仍然希望给现有的汇价更多与市场供求关系相联系的渠道，例如上调主要出口品如纺织品的出口关税，扩大境外投资进入中国的效率，包括加强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增加今年度境外投资购汇总额度。在短期内，上调境内美元小额存款利率和联合香港金管局优化联系汇率制度等有助于改善市场供求结构。中国可以不改革汇率机制，甚至在固定汇率机制下继续保持以往的汇价，只要政府有足够的措施改变市场的供求结构。改变市场供求结构并不像想象中听起来那么可怕，似乎是在鼓励中国重新回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老路上去。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属于相当原始的低端竞争型市场经济，良好而明智的国家政策可以使经济结构更加多样化而富有生命力，这样的经济可以寻找到在现行汇率下进行高速发展的途径。一句话，从中国务实的角度看，无论用怎样先进的金融理论证明浮动汇率的优越性，现行的汇率体制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高度发展，就没有理由贸然去改变。

　　一旦经济的微观结构适应了固定的管制汇率体制，不适应的企业被淘汰出局，适应的企业蓬勃发展。这是许多观察者忧虑的另一个方面，即使现行的汇率体系创造了现有经济发展进程的有利环境，在向浮动汇率过渡也必然充满了“阵痛”。世界金融史证明，汇率结构存在“双极”的规律。即完全的固定汇率体制和完全的浮动体制是稳定状态，任何其他试图在两种体制中获得平衡的汇率安排都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从美洲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到东南亚各国，采取浮动汇率体制而政府又试图对汇价稳定有所期待，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在中国不能放弃对汇价稳定的期待之前，汇率改革的时机也是不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