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新“爬坡”须鼓励民间创新今年以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是政、商、学界高度关心的重大议题。有人甚至认为，2010年应算作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元年——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级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已在拟定当中，也因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
　　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海洋、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等面向未来的，能够成为新增长点的产业。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重大理论，可以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是落实这些理论的具体体现之一。
　　许多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积蓄已久的能量，结合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科技的新力量将会在未来逐渐释放。用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话来说，这个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毫无疑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一场新科技革命的爆发密切相关。没有科技的创新，就没有产业的振兴。
　　近代中国曾错过四次科技发展机遇，这是温家宝总理去年底在面向科技界的一次讲话中的一个总结。一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通往世界的大门是关闭的；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最终失败；三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四是“文革”时期。
　　历史不再重复，但对于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而言，“科学的沉寂”可谓亦是无奈的历史事实。这由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决定，也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显而易见，以引进技术、大规模投资、接受产业转移、扩大产业规模为标志的投资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只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不是最终目标。如果说，“两高一资”是若干年前产业选择的结果，那么，现在则到了为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奠定新产业基础的关键时刻。
　　相比于传统产业，对于中国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如果中国把握住这波发展机会，则有可能实现若干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挑战在于，没有前人的经验与技术可复制与拷贝，一切需要创新，这对于一个并不擅长于创新的国家来说，倒逼的意味何其浓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生产力提升的一次重要而艰巨的爬坡。要认识到的是，创新性的事业，往往都是高收益与高风险相伴随。正是鉴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的巨大风险，也鉴于发展新兴产业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创新环境，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重视政府的规划功能，另一方面，则要鼓励民间创新，鼓励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职责众多。归纳言之，政府需要下大的决心，需要做好规划，科学选择战略方向，需要营造出好的创新环境。但政府不是企业，不能代替企业成为微观创新主体。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下决心在全球性的“新竞赛”中大有作为，这一点早已明确。以此为前提，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不过，新兴产业如何选择，还要依靠市场发挥作用，而不是政府去告诉企业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一个要谨记的历史教训是，有些时候，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却柳成荫。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有较大突破的代表企业华为公司，目前技术专利年申请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这并非政府规划的结果。从鼓励民间创新的角度看，政府的作为，应当体现在为企业的排忧解难上。在协调产、学、研的力量结合方面，在帮助企业突破产业化瓶颈方面，在运用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扶持产业进步方面，政府服务于企业的创新事业，可有作为。政府还可通过制定相关标准，通过宏观调控，改善“一哄而上、一上就乱”的老问题，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入一条良性的轨道当中。
　　中山大学教授王珺日前撰文认为，创新环境好，新兴产业才旺，这一论断很有道理。创新环境是培育新兴产业得以孵化与成长的土壤，唯有好的土壤才能长出茁壮的大树。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改善“软”、“硬”环境，引导和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进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