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召开的七大工业国(G7)会议中，人民币的走向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政府关于今年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基调已经确定，即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在G7会议前夕，摩根大通(JP Morgan)出台的一份名为《新兴亚洲的货币前景》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其实亚洲国家都面临着美元贬值带来的巨大风险，需要一个共同的类似于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机制。 
 
　　由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萨特尔(Philip Suttle)和方德蔚(David Fernandez)共同推出的这个报告进一步解释，这个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今后很可能会需要中国来主导。

　　亚洲国家外部失衡

　　摩根大通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现在亚洲新兴市场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太高，只要美元稍有贬值，各国的大量财富就会在瞬间化为乌有。

　　这种风险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各国开始采用和金融危机之前不同的汇率机制，例如中国政府采取了紧钉美元的政策，韩国则允许有较大弹性的汇率波动。但是自1999年以来，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类似政策，目的是维持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汇率水准和高额的经常项目顺差，这种顺差开始时只是用于偿还外债，但后来却演变成亚洲各国的庞大外汇储备。2004年亚洲10个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猛增3660亿美元，凸显了亚洲国家的外部失衡。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现为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访问学者的刘利刚博士对本报表示：“我们可以断言，为使美国贸易差额回复到可持续状态，美元必须大幅调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为了使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值下降一个百分点，美元的实质价值就要下跌22.5%。以此推断，为使美国贸易赤字回归到占GDP的3%这一容许范围，美元最大需贬值45%。”

　　刘利刚曾担任世界银行东亚区经济学家，很早就展开对亚洲货币的研究。他指出，因为东亚地区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顺差国，该地区的货币也应在这一过程中作相应调整。采用紧盯美元制的国家，如果货币政策不变，就会面临巨额投机性短期资本的流入使外汇储备一再升高的风险。货币基数和国内信贷供应可能因此而快速扩张，陷入通货膨胀。对于这一地区里已转向浮动汇率制的国家而言，则可能出现汇率大幅度上升，从而削弱出口竞争力，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刘利刚称，虽然从去年开始，美元对欧元汇率已经大幅下降，但东亚货币的升值仍可忽略不计。因为涌入东亚的大量资本流已被有效冲销(sterilization)，然而冲销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东亚地区去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日益攀升的通货膨胀已成为切实的政策课题。即使在最受通货紧缩之累的日本，随着经济的复苏，也在考虑在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之外选择其它货币政策。

　　“其实亚洲国家正处于一种‘囚徒困境’之中。”他解释说，“先动(指改变货币政策)的国家可能会取得和‘先行优势’相反的结果，即其他人可能‘搭便车’，只有当大家共同采取措施时效果最好。”

　　亚洲联手才是解决之道

　　摩根大通的两位经济学家也强调亚洲各国要进行合作，联手建立一种汇率机制，抵消货币波动带来的风险。不过，目前亚洲各国的合作并不令人乐观。

　　本来，要避免因为美元贬值带来的风险，亚洲各国可以通过跟美元之间实施一种“爬行机制”，以维持各自的竞争力。但新兴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对于与美国外汇制度进一步整合的意愿不高。萨特尔和方德蔚指出，“亚洲国家一直在发展区域内经济合作，现在也有必要把这种合作扩大至货币领域。”他们建议，“该地区不断增加的经常帐盈余也引发世界其他国家要求其作出改变的巨大压力。”据悉，2月3日七大工业国G7　财长和央行首脑在伦敦与中国官员举行非正式会谈时，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在议事日程之内。

　　摩根大通认为，亚洲决策者对于效仿欧洲寻求货币一体化从来没有显示出兴趣。“但是协作式汇率机制作为一种折衷，将有助于解决亚洲的外部失衡问题，而不会在亚洲内部引发不当的紧张局势。”两位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称。他们建议把不包括日元在内的亚洲各国货币控制在可调控的区间内，但允许它们对美元、欧元和日元自由浮动。他们认为，“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促进有序汇率结构、加强区域合作等共同目标的达成，也使区域内货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汇价的变动，不会导致区内国家竞争力的剧烈变化。”

　　而将日本排除在亚洲汇率的协作机制之外，原因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近年来地位正在不断弱化。为了消除通缩的影响，日本央行很可能在2006年以前一直维持零利率政策，这种做法显然和区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无法保持一致。另外，摩根大通的两位经济学家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很可能成为亚洲汇率联合机制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加入，将不可避免产生一种紧张局势。

　　刘利刚则认为，这种合作应该把日本考虑在内。“从全球范围来看，实际上是东亚和美国整体区域间不平衡。所以整个区域内的货币都需要调整，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应该单独进行调整，因为这些国家都和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中国却和区域内不少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大的贸易逆差，因此这是个区域问题。另外，亚洲区域内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产品网络已经高度融合，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国先采取行动，会造成区内货币的巨大变动，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也不利，所以通过合作解决‘囚徒困境’是最好的方式，它可以避免过渡期的货币波动，同时也可以解决搭便车问题。”

　　不过，在共同调整亚洲汇率机制方面，刘利刚完全赞同摩根大通报告所建议的内容，“JP摩根的报告实际上是希望把欧元的经验移至亚洲，作为亚洲发展的一个路标。”

　　但是摩根大通的想法能符合亚洲的具体情况吗？毕竟当年欧洲各国之间经济情况差距不大，实际共同的汇率机制有更好的条件，相比之下，亚洲既有像日本这样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有一些不发达国家，还有大量的新兴市场国。

　　“南亚的区别的确比较大。但我们所指的亚洲，其实主要还是指东亚，特别是东盟及中日韩三国，上述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融合程度已经相当高，大约有60%的贸易是在区域内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东亚目前的情况已经跟欧洲各国当年的情况很相似了。而且从经济发展周期上看，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渐渐步伐一致。”刘利刚认为现在的条件还是比较成熟的。

　　不过，要在区域内进行汇率方面的协作安排，显然需要亚洲各国领导人从政治上加以推动。目前来看，应该说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前景是谨慎乐观的。一个积极的迹象是，去年在老挝召开的东盟＋3会议上，亚洲国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洲经济共同体”这表明各国都是有愿意进行共同体的建设。

　　另外的担心来自国内。如果亚洲国家货币共同升值，是否会引起贸易下降，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刘利刚认为，通过一些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表明，共同汇率机制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影响不大。

　　至于对外汇储备，则肯定会有影响。“但是如果不动，影响更大。” 刘利刚警告说。因为这个问题会造成美元贬值更多，导致美联储过快提高利率，从而使美国现在的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美国消费减弱，经济增长受阻，结果很可能是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反过来对各国的经济影响更严重。

　　对于近来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刘利刚认为，布什政府为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只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其构想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汇率问题传统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应从多边的角度加以讨论，而非仅考虑双边的贸易平衡。此外，中国现在处于东亚贸易三角的中心，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以及东盟国家进口诸如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中间材料和原料。因此，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只有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时才会扮演那样的角色。如果汇率调整的负担仅落到中国身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就会产生“搭便车”的问题，美国和东亚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大幅度一次性将人民币重新定位将很可能在中国造成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从而步日美1985年“广场协议”教训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