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名列世界第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到6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突破了6000亿美元。从这样一些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但是，假如我们将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的问题放到开放经济下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加以讨论，而不是把这个问题仅仅置于外部经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加以讨论，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看到，选择人民币升值无论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还是对于恢复中国一般经济的均衡都是不利的。 
 
　　为了证实我们的观点，先得从世界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说起。自从有了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以后，就有了世界货币。最初的世界货币当然是黄金，并且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最初的、作为世界货币的黄金是不带有任何民族印记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于是由最为先进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为霸权的世界经济体系就产生了，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世界霸权的国家不仅通过技术创新在推动是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且也同时在向世界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公共产品就是世界本位货币。

　　回顾一下最近300年的世界经济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英国首次发达产业革命至今，我们大致经历了两个霸权时期，首先是英国为世界霸权的时期，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混乱时期以后，我们又进入到了美国为世界霸权的时期。与世界经济的这两个时期相对应，世界货币体系也经历了两种不同货币本位的时期：一是以英镑为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时期；二是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时期。最初的美元本位与英镑本位一样，从货币的兑换制度来看都是金本位制，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开始了从黄金本位向管理纸币本位的转型。而今天的世界货币体系则是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

　　随着金本位的消失，世界货币体系失去了＂黄金纪律＂，这就产生了两大效应：第一，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可以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而自行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对美元采取浮动政策，结果，浮动汇率制度开始盛行起来；第二，为了防止浮动过于频繁，欧洲国家开始推行地区货币合作政策来稳定贸易区内的货币(外汇)价格，并且最终导致了地区性货币的产生。

　　现在的问题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货币体系之中，中国又能做些什么呢？很显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世界的本位货币，中国想要自主地决定人民币的定值(也就是汇率)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与亚洲国家去建立一种类似于欧元那样的区域性货币，也是风险很大的。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大，在目前阶段就连建立共同市场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建立一体化的区域货币了。既然如此，那么当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时，中国在现阶段的最佳策略显然是牢牢地钉住世界本位货币美元，借以维持一个稳定的贸易加权的均衡汇率。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所谓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说到底就是钉住世界本位货币、维持一种有效的贸易加权汇率。

　　针对这样的结论，或许有人会问，市场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市场的力量只有在市场形成以后才能起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所看到是外汇管制、银行系统与资本市场存在隐患，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怎么会有健康的市场力量存在呢？更何况，汇率定价涉及到国家利益，面临着外部的冲击，我们必须在十分明确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并且有了十分健全的国内金融体系之后，再来讨论如何发挥市场力量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就目前的状况来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在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在于：第一，中国的人口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新增人口的增长率仍然很高，存量人口中的失业问题依然严重，假如没有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和降低人口增长率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第二，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逐渐从低成本改革阶段进入到高成本改革阶段，所谓高成本改革指的是假如没有对利益相关者的高额补偿，那么改革就将难以深化，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成本改革，中国必须借助于可持续的增长来提供改革深化所必需的现金流和其他的资源。第三，中国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的邻国印度正在迅速崛起，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基本成功，并且已经被整合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东盟各国也已顺利地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内外经济环境下，假如中国贸然选择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丧失殆尽，并且极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从而激化国内的各种矛盾。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所要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是该国的货币必须升值的主要理由，该国的货币应当不应当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升值，关键还要看这种做法是否有利于该国经济实现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一般均衡，而内部经济均衡的关键所在又在于是否有利于增加就业。今天的中国并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所以选择人民币升值可能会犯一种危及国家利益的战略性错误。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事实上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也是非常不利的。对此，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如下：

　　由于中国的秉赋特征是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通过引进外资、走加工贸易为主的国际化道路。当很多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在担心或者批评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存有巨大隐患的时候，市场和企业还是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选择了加工贸易。因为中国选择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际分工模式，结果，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就要大大高于一般的开放经济国家。

　　中国极高的贸易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产生了两大效应：其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急剧增加，从世界有关研究机构的推算来看，中国的GDP只占世界GDP的4％，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要高达17.5％；其二，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的事实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被世界各国所分享的。这种状况在世界经济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在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以前的时代里，几乎每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即一些国家的发达，必定要以另外一些国家的相对贫困为代价。但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却正在改变这样的状况。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予以高度关注，并且充满期待。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一番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将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可以说是惠及天下。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大致通过以下七个渠道给世界带来了好处：第一，中国所出口的廉价商品为世界所有国家消费者创造了消费者剩余；第二，中国的原材料进口带动了所有原材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带动了所有中间品生产国的经济增长；第四，中国的资本品进口带动资本品输出国家的经济增长；第五，中国的奢侈消费品进口带动了生产奢侈消费品生产国家的经济增长；第六，中国大量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又为资本输出国家带来巨大的所有权收益；第七，中国政府的官方对外投资还为世界的资本循环、增加世界货币供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以上贡献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今天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来源。在这样的格局下，假如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导致中国的经济衰退，那么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而且也将是世界的损失。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批评那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错误论调。

　　假如我们以上的分析都是成立的，那么人民币是绝不应当升值的。但是，面对着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如果不升值，那么我们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降低或消除人们对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进而达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呢？对此，我们的观点是，在开放消费者境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东亚地区推进贸易领域中的人民币自由流通制度，本文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建立人民币贸易区＂。其含义，就是把人民币境外自由流通的范围从消费者逐渐扩大到从事贸易的厂商。

　　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中国没有改变世界货币的本位，世界本位货币仍然是美元，因此，中国和东亚国家不必像欧元区国家那样为寻找一个统一的＂货币锚＂而烦恼；第二，大量流入中国的外汇(美元)可以通过向境外发行人民币而不对中国的内部经济造成冲击，特别是由过多外汇流入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冲击；第三，可以逐渐地在东亚地区形成一种以中国的外汇储备为担保的地区贸易结算体系，这样做既可以避免由外部汇率波动造成的对于地区经济造成的冲击，又可以避免像欧元区那样的地区经济合作的高额成本。所以这实际上是在独立货币和地区货币一体化合作这两种极端状态中寻求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货币与经济合作机制。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要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对世界经济增长继续做出积极的贡献，进而达到和平崛起之目标，比较可行的做法不是去迎合市场和国际投机力量，选择人民币升值，而是应当从兼顾内外经济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立场出发，选择人民币的区域扩张政策。这样做，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特别是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东亚都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