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至今,汇率问题争论依然热烈。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触发了投机资本加速流入,促成了热钱泛滥和后续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难题;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再加上其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给以纺织品为代表的部分出口行业造成了严峻挑战;还有观点认为不应该将货币升值作为遏制通胀的工具。类似的种种担心和疑问还有很多。
对于这些疑问,我认为如果从全局角度出发看问题,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有益,而且至关重要。需要反思的是人民币渐进升值的方式,而不是人民币升值本身。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尽快实现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内容,不仅有利于实现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资源配置格局扭曲
我们确实看到,人民币的升值使出口和进口替代行业(集中在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人、财、物、土地等等一系列生产要素会减缓流入,甚至退出这些部门。短期内,这些生产要素如果找不到其他出路,可能会引起经济增长率短期内的下降。中期内,这些生产要素会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找到出路。最终,汇率调整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出口和进口替代为代表的贸易品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比重上升。与这个结构调整相伴的,还有贸易余额下降,中长期国民福利水平提高。
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消费需求不足、贸易失衡、环境恶化、能源消耗不可持续、收入分配不均、技术升级乏力等等,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原因,就是在扭曲的汇率价格下中国的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入了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明显不足,产业发展结构严重失衡。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比例世界罕见,结构失衡程度非常严重。破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难题,需要借助汇率价格优化资源配置,改变生产要素在两大产业间不平衡的配置局面,国民才能确确实实地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福利。
汇率仅是造成当前中国资源配置扭曲格局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当中的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电讯等诸多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行业准入和市场竞争环境都处于严格的行政监管之下,这大大妨碍了生产要素对这些部门的流入,也不利于这些部门已有生产要素效率提高。
当然,人民币调整需要讲究时机。汇率调整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伴随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到失业,甚至是经济增长率短期内的下滑。因此,调整汇率应该尽量避免在经济低落时期。如果是在经济偏热时期调整汇率,会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不仅有助于结构调整,也有助于遏制经济过热。
反观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局面,通货膨胀水平依然保持在高位。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经济减速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是破产,一方面还看到经济增长率依然在两位数,高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同时还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这说明经济增长正在从高位向正常水平回归,但调整还没有到位。这种局面下,一旦放松紧缩力度,势必会带来经济的再度反弹和通货膨胀局面失控。届时,货币当局将不得不利用更加严厉的紧缩措施给经济降温,结果会是更严重的增长率下降和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当前,无论是从遏止通胀角度还是从保产出角度看,继续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人民币升值正是与偏紧货币政策相一致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考虑到中国受石油和原材料价格高涨冲击,人民币升值同时还能起到减缓贸易条件恶化的冲击。
不能因为近期部分出口部门的出口减速和一些出口企业经营困难而停止人民币升值步伐。这些变化正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目标所在,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经济从过热走向正常化必须经历的过程。没有企业破产,又何谈结构调整,何谈产业升级?政策的着力点,不应该是放弃迈向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不是担心升值带来的问题,而是要为从出口部门退出的人财物找到新的出口,比如通过放松行政垄断行业管制或者是增加公共产品供应增加就业和投资机会。
选择渐进升值方式,最初可能是迫于无奈,因为中国货币当局过去没有经历大幅调整汇率的经验,也很难明确调整汇率对短期内的负面冲击究竟会有多大。经历了接近三年的试验期,我们看到了渐进的汇率调整方式并不能阻挡出口的高速增长。只是到了2008年,在汇率、退税率、贷款利率、外部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出口部门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减速,结构调整才真正开始。与渐进汇率调整方式相伴随的不仅是迟缓的结构调整,还有更糟糕的后果是大量热钱进入中国,给货币当局政策操作和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人民币升值三年来伴随的诸多问题,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反思人民币汇率调整方式,但不应该动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能拒绝人民币升值。
2008年的中国经济减速又让人民币汇率走到了十字路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一是减缓甚至是放弃人民币升值,这样短期内面临的冲击可能会小一些,出口企业日子也会好过一些,需要承担的代价是经济结构扭曲依然得不到实质性改善,宏观经济继续坐在通货膨胀的火山口上,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主要矛盾还会继续下去。二是坚持人民币升值,同时改变人民币升值方式,减少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尽快实现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同时,加快推进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放松国有垄断经营行业的准入管制并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财政政策方面也做好积极预案,防止出现短期内经济的严重下滑。后面这种政策组合带来的将是短期内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结构彻底改善的双赢局面。
我们已经错过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最佳时机,但眼下也是一个机会。从外汇市场供求基本面看,出口增长减速、美元加息预期以及加强境外资本流入管制等诸多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汇市场上的供给方压力,为平稳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提供了机遇。目前仍处于潜在水平之上的增长率和高位的通货膨胀也让汇率改革同时兼顾了结构调整目标和遏制通胀目标。如果不能抓住这次机会,矛盾会不断积累,结果是越等越糟。
当然,第二条道路会比第一条更难走。结构调整说易行难,经济减速过程中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也必然会引发更多企业和相关利益部门的反对。管理层需要坚定信心应对来自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实业界需要把强大的生存压力转化为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动力,而不是寄希望于扭曲汇率水平的继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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