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举政治当道的今天，布什行政当局必须顾及选民情绪，必须采取行动平息来自国会的压力；让人民币小升百分之二三，既不使中国出口大受影响，也不至于催生美国零售加价风，又对美国选民有一个交代，相信是中美双方可接受的选择；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做出一个姿态，兼顾经济实利、面子和内部政治

　　□ 陶冬 
 
　　劳动节长假期过去，人民币汇率纹丝未动。5月18日过去了，人民币汇率依然纹丝未动。来自香港资本市场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两个传言，证明是错误的。两个传言本身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却得到市场和传媒的热炒，迫使中国人民银行一再出来否认。

　　谣言止于智者，何况真伪很快被事实验证。但是必须看到，关于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言论，猜测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好像火山爆发前的征兆一般。不仅海外市场和国内媒体如此，中国政府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言行也是如此。从温家宝总理“两会”期间的“出奇不意”，到周小川行长在博鳌论坛“准备就绪”等言论，再到“五一”前人民币汇率有半个小时超出控制价位，蛛丝马迹已经不少了。香港金管局最近对香港联系汇率机制的调整也耐人寻味。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今年一定会有，但汇率波幅有限，而且政府在时机选择上拥有话事权。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根本就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何况人民币面临的是升值压力，资金千方百计地想钻进来而不是跑出去，如此背景下，外国政府和海外市场对人民币的短期影响极为有限。

　　压力升级

　　中国政府视人民币为其政策的一部分，关系到经济内部之间的联系，更涉及到经济、金融的结构性改革。人民币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出口、金融、农业影响尤大，因此必须审慎从事。

　　另一方面，汇率机制不调整，热钱不断涌入，则会拖利率改革、银行改革的后腿，制造过度投资和房地产泡沫，加大金融风险。所以决策层基本上倾向于改革汇制，只是在时机难以把握，而海内外热炒更令人反感。

　　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北京短期可以不考虑，但长期来看一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毕竟生存在国际大家庭中，出口占GDP比重超过30%，是就业和增长的最主要引擎之一。以中方统计口径，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21%，对美顺差为803亿美元，比中国全部顺差还多，因此对美贸易尤其重要。

　　美国的压力是北京领导人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国际因素。放眼望去，美国国会至少有四五个以不同形式对中国实施制裁的法案等着出台。

　　明年是中期选举年，许多有影响力的中西部议员均以抨击中国为己任，制造关心美国劳工的形象，为自己的选举造势。

　　无论是参议院4月通过的舒莫法案(如果人民币6个月不升值，对全部中国进口品课征27.5%关税)，还是行政当局对七类中国纺织品加以配额限制，都是美国趋向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部分。今后相信会有更多更激进的法案及行政措施出台。

　　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未必能看到过去十八月那种风平浪静的中美贸易关系。同时欧洲被一路飙升的欧元弄得焦头烂额，增长极其微弱，失业率居高不下，以纺织品配额为首的对华贸易制裁已箭在弦上。

　　明年改不如今年变

　　我个人认为，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可能错过了在比较平和气氛下推出汇率改革的时机。美、欧贸易政策受自身政治环境、选举周期和选民情绪的影响，在今后相当时期内持续转向强硬。明年情况绝不比今年好。

　　尽管美、欧贸易政策趋向强硬，但其领导人均意识到自身内在的结构矛盾才是经济问题的关键。例如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消费者过度消费造成的。对中国实施制裁后，美国消费者不买中国产品也还要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对缩小其贸易逆差于事无补。美财政部一位高官曾亲口对笔者说，人民币升值20%，有利于墨西哥、马来西亚，但对中部城市如密尔瓦矶则意义不大。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大型百货商店(如沃尔玛)必须加价以抵消成本上升，不仅中国出口商受损，美国消费者同样是牺牲品。这一点美国领导人也清楚。不过在选举政治当道的今天，布什行政当局必须顾及选民情绪，必须采取行动平息来自国会的压力。

　　小升大家都可接受

　　让人民币小升若干，既不使中国出口大受影响，也不至于催生美国零售加价风，又对美国选民有一个交代，相信是中美双方可接受的选择。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做出一个姿态，兼顾经济实利、面子和内部政治。

　　国内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理由，是不能奖励投机。首先，有市场便有投机，中国在H股政策上或原材料市场上奖励投机的情况还少吗？其次，对人民币投机的最大场所是人民币不可交割的远期市场，80%成交在新加坡，为海外投机客之间的对赌，不需中国买单，与中国无关。第三，热钱流入博人民币升值是实情。在A股低迷、债券市场容量不足的情况下，海外热钱多进入了国内房地产，尤其是上海房地产。想要不奖励投机，管好房地产就可以了。

　　中国就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久拖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国际需求要预计会从下半年起转弱，明年调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应该比今年更大。受中期选举和选民政策影响，美国对华压力在可预末来会持续升温，人民币问题久拖不利。另一方面，政府很难在目前的投机热潮和国际压力下，调整汇率政策。笔者的看法，是政府早行动可能性要大过晚行动，但不会马上有所举动。

　　作者陶冬，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董事，连续多年入选权威经济杂志、美国《机构投资者》亚洲区优秀经济分析员排名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