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来，又一轮人民币升值压力应声而至。在美国制造商的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会议员扬言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除非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他们强调，是中国将人民币价值与美元价值挂钩的汇率政策，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对此，一位金融监管高层官员告诉《商务周刊》，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表明他们的脑筋还停留在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上，缺乏基本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他指出，贸易顺差表明其国民储蓄为别国所用，贸易逆差是其国民储蓄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利用国外的储蓄来弥补本国国民储蓄与总投资之间的缺口。

　　“不从自己国内储蓄率过低无法满足国内投资需求上找原因，却攻击别人的汇率政策，懂行的都知道，这种做法不是糊涂就是装糊涂。”这位司局级官员说，在目前的汇率压力面前，中国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按照他的理解，一方面要认清某些国际势力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动机和用心，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时机加快推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我说他们讲错了，人民币汇率钉住的不是美元，盯住的是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

　　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是改革的问题，而非简单的百分比浮动问题，“因此，我们的视野和目标要牢牢把握住改革方向，积极主动、‘以我为主’，为保障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抓住机遇平稳实现汇率机制的转换。”就此，这位研究型官员以个人身份为记者做了具体解释。

　　目前实际仍属于“固定钉住汇率制度”

　　1994年1月1日中国实现汇率并轨，开始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主要特点是，汇率形成以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汇率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浮动，属于有管理的汇率。

　　这位官员告诉记者，在实际运行中，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制度主要呈现两大特点:其一是钉住单一的美元。按照他对1994—2002年人民币汇率运行的研究，美元汇率变化1%，引起人民币汇率水平也相应变化1%。而同时，日元、欧元汇率的变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微乎其微。

　　其二是过度窄幅波动，尤其是1999—2002年期间，在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同时，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波动幅度反而越来越小，最大年均浮动范围在-0.017—0.004之间。

　　他指出，由于两大特点过于突出，使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其他特点，如“市场供求决定”和“浮动”并没有得到真正体现。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制度仍可归于传统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

　　实际上，这种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中国经济健康运行提供了稳定有序的国际收支环境，也为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作用重大。

　　但正如国际著名汇率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杰弗利·弗兰科所言，“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时期”。固定汇率、浮动汇率、目标区汇率以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都不是完美的，而且不可能在所有时期都能完善地运行。

　　在这位官员看来，一种汇率制度是否适合于一个国家，主要取决于该国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经济环境，如对外贸易和金融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开放度、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可能面临的自然资源冲击和该国的政治目标。

　　他指出，目前中国面临新的经济环境，如果继续维持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其成本是很大的。从长期看，随着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放宽，人民币逐渐走向自由兑换，资本的流动性、本外币资产的替代性都会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将变得更为复杂，现行汇率制度调整空间小，央行对汇率的管理将越来越困难。

　　相比较，浮动汇率具有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少政府干预、增加汇率决策机制透明度、缓冲外部冲击的优点。但他认为，在中国尚未具备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下，浮动汇率“将大大加大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

　　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总额超过7万亿美元，其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在中国还没有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机制下，贸然选择浮动汇率，如果流动资金一旦进来，区区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难保障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更适合于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管制将逐渐放松，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必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但自由浮动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结构不断变动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国家。”他进一步解释说，从国际上看，俄罗斯卢布在实行自由浮动后，重新选择了有管理的浮动，就是因为汇率剧烈浮动给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和泰国虽然名义上实行自由浮动，但实际上都属于有管理的浮动，避免浮动汇率快速升值带来的不利因素。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不需要政府率先公布或宣布汇率目标，而是通过积极干预来达到目的，避免了钉住汇率制度的公信力问题。另一方面也适合目前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环境。而且，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本身就是浮动汇率机制，可以避免制度调整所带来的成本。

　　改革的时机选择和实施策略

　　汇率的退出有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两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经济学家巴瑞·艾欣格林曾对29个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更改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其中23个国家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伴随有金融危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迟退出固定汇率制度，是金融市场的变动迫使政府采取上述转换所造成的。所以，积极主动选择好改革时机显得非常重要。

　　该官员称，按照国际金融经验，成功退出时机的选择主要应考虑几个因素：其一，选择货币处于“强势”处境、存在汇率升值压力时进行，不要选择在市场力量已经明显地意识到该汇率的脆弱性以及投机者认为攻击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其二，选择货币没有贬值压力，该国有净资本流入的时机；其三，需要谨慎的头寸管理以及提供有效的规避风险工具。

　　他的判断是，目前中国从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退出，存在有利的一面，主要是由于中国有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持续的对外贸易发展动力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中国有良好的基本经济面和理想的经济增长预期。因此，他认为中国应抓住这一时机，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换。

　　在具体政策策略上，他认为，首先要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这个区间的范围，除了考虑汇率政策目标、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和国内利率等因素，还必须考虑中国宏观经济承受汇率波动的程度、不成熟的金融部门和金融市、缺乏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汇率风险意识。

　　比如，扩大步骤可以分三步走，从目前的±0.3%扩大到±2.25%，再进一步扩大到±5%，最后扩大到±7.5%或更宽区间。目的就是传递一个信息，央行将减少对外汇市场干预，市场参与者要正视风险。但需要强调的是，实践中扩大浮动区间的进程应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和金融环境。

　　其次，要完善央行外汇干预机制。在转换过程中，央行仍有必要运用货币政策对汇率进行调控，使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和汇率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不过，只要波动在区间内，央行就没有必要进行干预。

　　另外，汇率改革是钉住单一货币还是一揽子货币，业界目前争议较大。这位官员按照其研究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理论上漂亮，实践上难以实现，“许多变量下，要拿捏准确几乎不可能”。他认为，“软”钉住美元，即对美元短期保持稳定和长期浮动，就中国而言，是一种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