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至今，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大约跌去25%左右。尽管如此，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却继续扩大，对外贸易也是持续性逆差。这对于大量持有美元的国家，是一个相当不利的结果。面对美元的持续下跌，我国是否有必要调整汇率？我认为，结论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已引发我国的外汇储备间接缩水。 

　　其次，我们是否真需要如此高额的外汇储备，无论如何，也要规避单一币种的风险，风险与收益之间，要进行反复权衡。 

　　根据汇率理论，一国的汇率制度的变革，往往要分为几个阶段，经过“固定汇率制度时期”、“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最后才会是“自由浮动时期”。 

　　可以认为，我国当前的“汇率形成”，是介乎于“固定汇率期”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期”的中间地带，其特征是，外部的冲击性动因，表现为宏观经济遭遇贸易持续顺差、游资大量流入、本币升值、本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部分丧失”，发生种种问题。相反亦然。 

　　对此，我们的对策，只能是通过不断完善交易市场，并且逐步减少政府干预，逐渐扩大本币可浮动的幅度，并由此逐步推进市场走向“自由汇率”。 

　　很久以来，除少数理论文章以外，可以认定的是，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定义”过的那种“固定汇率制度”，也没有经历过“定价过程”，因此，汇率问题有点“假”。 

　　事实上，我国实行的是某种介乎于“商务”与“国有制”体系下的“国家结汇制度”。通常由政府后来是央行　制定和调整外汇买卖价格，近似“汇率理论”中的“政府定价”。 

　　与此同时，我国的“汇率”，则是特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以本国货币供应量来制订出对海外货币的“平价”，由于市场汇率可在平价规定的一个“上下波动范围”内进行有限波动，如果市场波幅过大，国家可以“平准”，达到通过超量“结汇”以稳定本币不一定必然是人民币，也可以是“锚币”　的目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开始“锚”死美元，外汇结汇的“非当前市值”，由此得到增强。这个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当然，根据贸易对象以及因进出口物资不同、进出口商身份不同，中国央行同时也扩展了较为复杂的事实上“多重汇率制度”。只是对美元的名义比价，并无改变而已。 

　　所以，当前我国的汇率，有着“多重计算”的方法，其中，基本汇率是主要部分；此外就是“结汇”成本的附加部分。今年以来，由于人民币的坚挺，结汇的“附加部分”已经很小可见的现象是“倒汇黄牛”的减少　，相关“管制”近期大多被废止。 

　　实际上，当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或降低，人民币出现较大的波动时，我国央行所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就是由央行定价，商业银行进行实施，对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就会成为“外汇池”。 

　　但是，这也不是“完全”的“干预汇率”，因为，在国际市场，是以“银行间货币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算“核心汇率”；各大市场之间，所交易的汇率，通常不会过分背离这个“核心汇率”太远，以防范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的投机性波幅。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仍然面临进一步“汇率制度改革”。其特征是应该成立具有公司法人资格的外汇交易商，进一步参与商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以释放金融系统的交易风险。 

　　短期来看，外汇仅在银行间进行买卖，风险确实较大，这不完全是“交易价格”，也有一个“交易方向单一”的问题，比如，如果完全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商业银行对企业和居民的交易目标，就会仅偏重于自身的利益，一旦发生“汇源枯竭”，就会产生很大的价格冲击。 

　　所以，引入海外交易商及民间交易商，由银行业与交易商分头交易，把收益与风险进行合理分配，也需“大智慧”，过程比较遥远——在实际交易之中，由企业之间自行议价，才是可见的前景，并且也是比较实际的选择。 

　　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外汇匮乏，为了促进出口、增加外汇储备，我们只能通过政府调整汇价，得到人民币的一个合理值。如今，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出现了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人民币出现了升值压力。面对这一新情况，只有开放“政府定价”，可行的办法，也许分为“三步走”。 

　　其一，近期要确立以市场机制逐步替代政府管制，变“宽进严出”为“严进宽出”，加快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各商业银行，也应采取“随行就市”的对冲策略，规避交易风险。 

　　其二，短期要坚持渐进以及有次序的原则，在国家外汇交易中心之下，建立外汇交易衍生工具，通过逐步放大汇率的波幅的办法，来改善本币的“弹性”。 

　　其三，中期要引导“市场机构”逐步替代“商业银行”，调节用汇，以分散外汇的价格损失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