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7月2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走过了5个年头。这期间有2008年6月到2010年6月的两年回归。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应该怎么总结5年得失，怎么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机制前进之路？《第一财经日报》约访了四位嘉宾：

　　2002年-2004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

　　2004年-2006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

　　2010年至今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

　　IMF前资深顾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

　　是否该更早更快升值？

　　第一财经日报：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中国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谷，2003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加强。加入WTO的这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日渐腾飞的十年。这十年里的核心问题之一，则是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十年里，尤其是2003年至今，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余永定：我认为升值本应该更早一些，早在2003年就可以开始了。升值的速度也可以快一些。果真如此，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的状况会更好一些，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是4032.51亿美元，现在则接近了2.5万亿美元，还不包括中投公司的2000亿美元。

　　当时忌惮升值主要是怕企业受升值的影响。有政府部门、学者、很多企业都称，升值3%就要集体破产，但到2008年危机之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也没出现这个情况，这已经证明这是一个集体性误判。危机之后的企业倒闭问题，则是外部需求、企业自己更新换代以及包括劳动力成本等综合因素导致的。综合来看，在汇率问题上，我们可能谨慎有余，勇气不够。

　　李稻葵：从2005年到2008年的汇率机制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可控的渐进式的自主升值，让国际收支失衡情况有所缓解。同时微观层次上让企业面临更大的转型调整压力。

　　如果说有不太成功之处，可能是在公共宣传、外部沟通上，过分地把人民币跟美元汇率作为主要汇率来关注。但实际上人民币对美元之外其他货币汇率也在波动。比如今年人民币对欧元就升值了大约20%。

　　艾森格林：这些年里，中国的整体政策是不错的，在向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机制变化。 同时也在重新平衡其经济结构，提高国内消费，渐渐地偏离出口和投资部门的贡献。我认为中国做得不足的是行动还是不够快，中国可以行动得更快一些。

　　日报：艾森格林先生，为什么认为2005年至今对美元超过20%的升值幅度还是不够快？

　　艾森格林：我想说的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不应过多集中在汇率问题上。汇率只是一个相对价格，必须根据经济中的变化来调整。重要的是，中国要集中力量重新平衡其经济，方向就是更多的国内消费，将重心偏离出口部门。

　　以上是一个清晰的目标。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通过汇率的变化，这正在发生。另一种是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比如通过工人工资，最近北京和深圳将最低工资提高了16%~20%。关键是，总讨论汇率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汇率会变化，或者价格水准会变化。

　　当然，这两个方案里，我认为如果通过汇率来实现这个调整，比通过提高国内价格要好很多。通货膨胀并不是很健康的，一下子提高20%的工资是有破坏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方向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