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近6年的零利率政策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愈来愈接近正常化拐点，这不仅会影响到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和资金流向，也会通过汇率、利率双升，直接影响到国内企业结售汇及美元融资的成本。专家指出，国内企业锁定利率成本的时间窗口已所剩不多。

　　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指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动，将从汇率与利率两个方面影响到国内企业，而且这一影响可能在加息之前就会有所体现。

　　一方面，美元汇率很有可能出现升值，这将引起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我们一直认为，除去一些阶段性的扰动因素(如地缘政治风险等)外，驱动汇率波动的根本因素是不同货币间的利差。以此来观察，美元指数目前事实上处于严重的低估状态。而随着美元利率优势的扩大，这一低估状态不可能长期持续，某一时刻将会得到修正。”刘东亮表示，“美元升值将会影响到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判断，而人民币的升贬值将直接决定境内外币存款的规模。在人民币上半年突然出现贬值，随后央行宣布退出常态化干预的环境下，市场对人民币走势仍举棋不定。”

　　在今年人民币阶段性贬值后，国内企业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从以往的急于结汇变为更愿意持有外汇，这导致银行系统的外币存款出现较快增长；同时，企业对借入外币贷款的积极性下降，外币资金变得相对更充裕，直接推动美元/人民币掉期点上行；而在远端，企业的远期净结汇出现大幅回落。

　　“从企业端的结售汇行为来看，虽然随着人民币在6月份后重新步入升值通道，企业的结汇力度有所加大，但与此前相比较，结汇行为仍显温和，尚未出现结汇盘大量涌出的情况，外汇占款即为佐证。”刘东亮表示。

　　“美元的升值可能会传导到国内市场的心理层面，激发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的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美元存款仍会保持增长势头，美元贷款则相对疲软，使得境内美元流动性充沛的局面延续，进一步拉低美元利率。实际上，在美元存款持续高增后，美元利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下降。境内美元利率的走低意味着人民币利差优势的扩大，这可能反应为美元/人民币掉期点进一步上行的压力，从而增加企业远期购汇的成本。”刘东亮指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决策层已经提出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意味着未来人民币融资的价格不可能比现在更高，在一系列降低融资成本举措的作用下，未来境内人民币利率应有一定下行空间，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会得以避免进一步拉宽，这将缓解掉期点持续上行的压力。”

　　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渐转向，将影响到国内企业在海外融资的成本。刘东亮认为，这将大体上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贸易、信贷融资已进入低成本的最后时间窗口。“国内企业习惯于在香港进行贸易、信贷类的外币融资，成本通常为Libor加点。依不同阶段美元松紧的不同，加点大体在200－250左右浮动。Libor对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十分敏感，美元基准利率的变动直接决定Libor趋势性的波动，且Libor定价会在基准利率调整前提前有所反应。这意味着，假如美联储在明年二季度末加息的话，那么在海外进行贸易类融资的低成本时间窗口仅剩半年多，之后Libor将会出现趋势性上行。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实际上目前已经到了通过利率掉期锁定长期成本的最后窗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锁定利率的成本可能会趋于上行。”刘东亮指出。

　　其二，海外发债进行美元融资的成本已开始上升。刘东亮指出，企业在海外发行美元债券的利率，主要比照同期限美国国债收益率进行加点，因此美债市场的变化对发债成本具有决定性影响。

　　“目前来看，虽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尚未出现上升势头，但中短端美债收益率已经出现上行势头，这意味着海外发债的成本正在上升，相信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拐点的日益临近，美债收益率曲线将呈整体上移，从而进一步抬升未来海外发债的成本。”刘东亮表示，“而国内在降低融资成本政策的主导下，相信发债成本难以见到明显上行空间。在境外融资成本优势收窄的背景下，未来企业赴海外发债的动力或将削弱。”

　　某商业银行战略规划部人士也提醒道，我国企业在境外发行美元债，能以较低融资成本获得资金，从而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但是若美元走势逆转，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贬值，境外发债的套利空间将不复存在，潜在风险应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