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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推广,自贸区有大未来
2015-03-26

   

复制推广,自贸区有大未来

摘要: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自贸区试验溢出上海,迅速地向北、向南次第落子,进入更大面积的试验操作层面。
  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自贸区试验溢出上海,迅速地向北、向南次第落子,进入更大面积的试验操作层面。
  
  这个日子距离上海自贸区挂牌,仅仅一年半。当时,对中央“可复制可推广”的明确要求,以及自贸区试验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哪怕是自贸区改革漩涡中的奋楫者,都未必深刻洞悉其中深意。那时对自贸区最大胆的猜测,是将之比拟为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和90年代开发浦东新区的里程碑意义。自贸区试验的目标被纷纷定位于经济层面:全球经贸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力推新一代贸易规则,中国打出“自贸区”牌,是为了抢占未来全球经贸规则主导权和自由贸易竞争制高点。
  
  这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现在,我们对自贸区试验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且回望一下中国改革史。1990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说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两年后,他又在南方谈话中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希望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甚至是做“先行者中的先行者”;2015年,他又对上海同志说,要做“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并且提醒,“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时隔20多年,两位领袖相继将宏观战略的目光投向上海,且都落子“制度创新”。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繁复尖锐,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也再度到了艰难、关键的攻坚时刻。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它的意义远超经济层面。诸如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基本制度业已形成……它们无不触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也进入了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绕不开的“深水区”。
  
  而作为“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自贸区诸多改革,诸多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政府的自我限权,自我革命。
  
  透视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给了市场主体地位,也给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权力清单,就是明确了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用限制权力来换取市场活力——我们形象地从中看到了壮士断腕的果决。过去,地方启动一项细小改革,“跑部钱进”很艰难;而今是国家十几个部委轮番跑“沪”,不断出台新的放权举措,速度与力度前所未有。约束与限制自己的权力,激发更大的活力,正是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这场变革,其作用一言以蔽之:撬动。当自贸区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布点,在上海不断扩容,标志着这场关乎政府功能定位和观念变革的试验,正渐渐迈出上海浦东那一隅。而四个自贸区或将开启各具特色的友好竞争模式,在更广阔的疆域和更久远的未来,让中国改革崭露新的锋芒、赢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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