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金融领域改革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他认为，中国在很多层面的改革都已经到了攻坚阶段，首先是资本的改革。像国有股流通问题就需要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步骤来加以解决，可以让地方拥有的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地方政府与股民的交易或谈判来找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以实现非流通股的流通、减持。

　　资本市场必须为促进资本效率服务，也就是市场上股价可以上下波动，在股市波动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恶性收购”。但是，“现在我们70％的股本不可以流通，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功能就无法实现。”

　　其次，银行体制改革应该加速。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不仅是几个大银行的事情，还是中国整个银行制度的问题。

　　此外，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应该也是提上日程表的一件事情。中国正在实行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国际金融货币市场变化。

　　他说：“我们的固定汇率制度可以转变为与一个货币篮子挂钩，这样人民币的汇率就会更加灵活，一种有管制的灵活。”他还解释，并不是对所有的货币都不升值，比如中国对日本有很大的贸易逆差，那么对日元，人民币调整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基本平衡，那么对欧元的比值变化也可以不大。

　　政府要打击现在各种市场投机人民币行为，是让市场明白，投机货币升值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升值与贬值不一样，市场对贬值的投机可能会造成资本的外逃，造成金融危机，使这个国家的货币不得不贬值；但是对升值的投机是资本的流入，除了对宏观调控和控制货币供给产生压力外，不会产生大的金融危机。

　　樊纲最后说，从目前政策与市场的博弈来看，人民币的币值是受控制的，这个控制是相当长时间的。但现在确实要思考人民币制度变化的问题，真正着眼体制改革，而不是升值或是贬值。